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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當知識

發布時間:2010-02-24 資訊來源: 瀏覽次數:2231

名人與典當
      典當業是一個古老的行業。因而古今中外,許多歷史名人都有與當鋪打交道的經歷,說來十分有趣。
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大陸,其經費的大部份均由西班牙卡斯提爾王國女王伊薩伯拉(1474-1504年在位)資助,是她典當自己王冠上的寶石換來的。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因生活所迫,曾在德國法蘭克福一家當鋪典當過幾件銀器其中包括一個小銀杯、一個銀盤和一把用盒子裝首的小刀叉。
      我國南寧杰出愛國者、曾任右丞相的文天祥,年輕時因手頭拮據光顧過當鋪,以一只金碗作為當物。
      魯迅先生年輕時,遇家境貧寒便反復去當鋪典當,為的是給父親抓藥治病。后來他在小說中對當鋪常有描繪,表達了對典當業的一種心情。而著名文學家茅盾更是專門寫過一篇名為《當鋪前》的小說,對舊中國典當業的善進行披露。


典當歷史

舊中國典當業

一、典當的氏史沿革
      綜合史料來看,中國典當業的歷史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即唐宋兩朝至明代中期,明代中葉至清代前期,清末民初至新中國建立。每個階段又各有其時代的鮮明特點。
1.唐宋至明初的典當
      典當自南北朝產生以后,曾一度局限于寺院經濟。然而從唐朝起,典當行按東主的身份地位和資金來源劃分,開始出現多種類型,即除了僧辦以外,還有民辦和官辦性質的典當行。其中民辦即地主商人涉足,而官辦又有官僚自營和政府投資兩種,從而打破了寺院質庫的單一典當模式和典當一統天下。
      唐朝國力強盛,工商業發展加快,貨幣需求迅速擴大,這些都為民營典當業的倔起創造了有利條件。唐代民營典當行的特點之一是當本極低、當期極短,此類一般由地主或商人經營。
      與民營典當行資本短少的經營者相比,皇親國戚、高官顯宦就不大相同了。例如,曾橫行唐天下數十年的太平公主,依仗其父唐高宗、其母武則天之威,不但橫征暴斂,"田園遍于近甸膏服";而且熱衷經商之利,"市易造作器物,吳、蜀、嶺南俱造,相屬于路"、"貨殖流于江劍。"以此富可敵國之雄厚資本,她又在家中開設質庫,其規模、實力可以想見。這是官僚資本最早向金融業轉移的典型例子。
      唐朝政府也涉獵典當,即所謂公私質庫并舉,此風亦波及五代十國。
      宋朝也有官辦典當行。北宋時,政府所設質庫稱"抵當免所",后又改稱抵當庫、抵庫。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還曾下詔,要求官辦典當行多設集鎮,因為這些地方"井邑翕集",屬于"商販要會處",客源充足,生意興隆。
      不過,宋朝典當行最突出的特點是典當物品的變化和僧辦,典當行的復興。
      金代歷史雖短,但其典當的發展卻頗具特色。其一是廣設官辦典當行。據《金史》載,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年),政府在"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置質典庫,以流泉為名,各設使、副一員"。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又在"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兄二十八所"。開設這些官辦典當行即流泉務的目的,名義上是為減輕民營典當行收取高額利息給當戶造成的危害,而實際上是想借此"以助官吏廩給之費",由國家來壟斷對廣大人民群眾行使典當融資的權益。其二是頒布典當法規。大定十三年,政府在開設流泉務的同時,還出臺了一項有關官辦典當行的法規:"凡典質物,使、副親評價直,許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出帖子時,定實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下架年月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合于人,驗元官本,并合該利息,依新價償。仍委運司佐貳幕官識漢字者一員提控,若有違犯則究治,每月具數,申報上司。"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93年)曾以鈔5000錠為資本設立公典,稱"廣惠庫",放貸收息。這是《元史》中披露的元代官辦典當行的若干史料之一。
2.明代中葉至清代前期的典當
      元末明初,僧辦典當行急劇減少,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代之而起的主要是民辦典當行。自明中葉起,典當行無論是從數量、資本方面,還是從種類、業務方面來說,都有十分顯著的發展變化,堪稱我國典當業史上的分水嶺。明中葉時,民辦典當行中的商營典當行最為興旺發達,構成這時期典當業的一個新的特點,即商人紛紛投資經營典當行并且成為典當業的一支主要力量。
      明代當商,還具有濃厚的地區專業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州當商。論分布范圍,其觸角遍及全國。《明神宗實錄》載:"令徽商開當,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質庫擁資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縣,"新安富人,挾資權子母,盤踞其中,至數十家。"論資金后盾,其實力名列前茅。《明季北略》上說: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資數百萬,典鋪數十處。"江蘇江陰縣的徽商程壁,廣有資財,"開張典鋪十八處。"小說《豆棚閑話》中的那個徽州典商汪彥家,不僅有數十萬的資本,而且"大小伙計都有百十余人"。論經營方法,其靈活技高一籌。拿利率設定來說,《金陵瑣事剩錄》描述,南京"當鋪總有五百家。福建鋪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鋪本大,取利僅一分、二分、三分。……人情最不喜福建,亦無可奈何也"。可見,福建典當行堅持高利率,是難以與徽州典當行競爭的。
      進入清代后,典當業開始形成民當、官當、皇當三足鼎立的局面。這是典當自產生以來,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所沒有的現象。民當,即所謂地主商人出資開設、經營之民辦典當行;官當和皇當則均屬官辦典當行,但二者又有很大區別。
3.清末明初至新中國建立的典當
      近代以來,由于受到錢莊、票號、銀行興起和發展的影響,許多信譽卓著、財力強盛的典當行還開始從事兌換、發行信用貨幣等業務,這與接受存款一樣,都是比當年一些官辦典當行進行多種商業經營更便捷繁雜的金融活動。
      典當行收當時,有時不付現錢或現銀,而是付給當戶本行發行的、可以隨時兌換的同額錢票或銀票充頂,一時期頗為流行。信用好的典當行,其錢、銀票均可上市流通,因而成了信用貨幣。民國時期,山西省政府曾特準一些典當行享有發行之權。1930年晉鈔跌價后,山西全省510家典當行有158家獲準發行典當行兌換券,總發行額134.6247萬元。當時規定一般以不超過典當行資本數額的3倍為限,然而其中忻縣民生當,因后臺老板是山西王閻錫山,故雖資本僅為1.5萬元,卻發行了高達27萬元之多的兌換券。這是典當行依仗官勢大搞金融投機活動的典型例子。
二、典當的歷史作用
      典當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歷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這種作用可以從舊時典當行所具有的社會職能方面體現出來。
1.典當行是貨幣流通的重要渠道
      馬克思主義認為,貨幣在流通領域中不斷地離開出發點,又在不同所有者之間轉手的運動,叫貨幣流通。貨幣流通的過程是貨幣不斷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為商品流通服務的過程。貨幣。一經問世就成為流通手段,即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貨幣又成為支付手段,如農民使用貨幣繳納地租,債務人使用貨幣支付利息等。人類早期貨幣借貸活動的頻繁,導致貨幣的支付手段作用日益加強,而這種加強又促進了貨幣流通的發達。正是封建社會貨幣流通發展到一定高度,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惟一的、專營貨幣借貸的信用機構--典當行。
      典當行出現以后,在原有的貨幣流通渠道之外,又形成了一個新的貨幣流通渠道,即以典當行為中心、完成貨幣投放和回籠的渠道。當年最早的典當行--寺院質庫的運作,就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情形。
      佛教自東漢初期傳入我國以后,歷代統治階級對其推崇備至,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廣為傳播,漸布全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篤信佛教,并對寺院施舍大量錢財。如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曾三次舍身同泰寺為奴,每次又由群臣公卿湊足一萬萬錢或兩萬萬錢將其贖回。官僚富豪也競相把他們的私蓄托僧尼保管,或由其代為放款取息。而尋常百姓則認為寺院神圣不可侵犯,絲毫不敢賴債或盜竊寺院財物。此外,政府還給予僧尼種種優待,如免役、免稅等。這些都使寺院財產最為穩妥且迅速膨脹,堪稱"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為其經營貨幣借貸創造了有利條件。
      寺院質庫利用手中握有的巨額資本,在社會上大規模放債取利。它一方面滿足統治階級上層如官僚地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滿足城鄉下層人民如農民、小工商業者的需要。作為信用機構,質庫把貨幣貸給不同類型的當戶,使貨幣得以從質庫流向社會;經過一定時期的周轉,當戶則將這些貨幣以債和利息的形式返還質庫,從而使貨幣又從社會流向質庫。正是這一過程,形成了封建社會前中期特有的貨幣流通渠道。據史料記載,中國5-10世紀時,寺院僧侶大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質庫從事放貸活動,其目的并不在于謀得生活必需品之購買費用,而在于發財致富。這無疑是使以典當行為中心的貨幣流通渠道得以暢通無阻的基本動力。如唐中期福田寺的常儼法師,"與常住鋪店,并收質錢舍屋,計出鏹過十萬余資",便是明證。
2.典當行是商業募資的有效途徑
      典當行在本質上是具有商業性的金融組織。作為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必然要參與商品交換并為其服務,從而賺取利潤,維持自身生存。
      典當行的商業性首先表現為,它在產生初期主要擔負著籌措資金的任務。自南北朝(420-589年)以來出現的質庫,雖然是人類最早的信用中介,但頗受封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故實際上還是尚未獨立的、完全依附于寺院的一個經濟部門,或者說,是寺院經濟多種經營方式中的一種。
      當時,佛教與商業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上層僧侶坐食空談,奢侈腐化,過著"不拼而食、不織而衣"的寄生生活,平均每人一年的衣食費用"約三萬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而要滿足僧尼如此龐大的開支,寺院除了勾結統治階級、欺騙善男信女獲取布施外,必須自籌資金,充盈無盡藏。出于這種目的,寺院的三大經濟部門--地產、商業和高利貸便各顯神通。然而,廣占良田,帶來的只是實物地租,這使經營商業成為寺院積累貨幣的主要手段。與此同時,初具規模的質庫作為高利貸的一個分支,則起著為商業募資的作用。
      早期的寺院廟宇,常常坐落在市場附近或城鄉商業最繁華的街道上,因而大大便利了寺院經營的商鋪、邸店、質庫開展的經營活動。質庫為南來北往的客商人等提供服務,通過放款收息,增加寺院的總體財富,從而為寺院經濟更重要的部門--商業的興旺發達提供一定的資金保障,這也是后世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的開端。
      典當行的商業性還表現為,它在一定條件下直接從事市場活動。隨著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典當行的財力日趨加強。特別是在其成為獨立的金融機構之后,典當行便開始兼營商業或其他副業,從而于借貸生息之外,另辟一條增殖其自身資本的新途徑。
      進行糧食買賣就是典當行經商的典型例子。明末清初,手工業中資本主義因素的不斷增長,極大地刺激了商業資本的活躍。一些"豪商大賈,挾其金錢,買賤賣貴,子母相救,歲人或數萬金",甚至"富者或以數百萬數十萬計"。商業資本的囂張,突出地表現為對重要生活資料如鹽、糧的壟斷。在這種壟斷過程中,典當行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乾隆初年,江浙、安徽一帶的典當行與商人相互勾結,大搞糧食投機,類似宋朝"谷典"。即商人每到秋收糧賤時,便以較低的買入價收購大量谷米,然后轉手以較高的賣出價當給典當行,取得質錢后再去買糧,好比批發商,通過"隨收隨當,輾轉翻騰","資本無多,營運甚巨"。而典當行則得以先利用當金折扣賺取差價,再將收當的糧食囤積起來,待到青黃不接之際、商人未贖之時,高價拋售,有如零售商,只等"市價一騰勇,頓取數倍息"。對此,一些朝廷命官也感到不安。乾隆十二年(1747年),陜西道監察御史湯聘在《請禁囤當米谷疏》中指出:"近聞民間典當,競有收當米谷一事,子息甚輕,招來甚眾,囤積甚多。在典商不過多中射利,而奸商刁販,遂侍有典鋪通融,無不乘賤收買。"這段話,生動地描述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彼此結合、共牟其利的景況。
3.典當行是國家財政的補充來源
      在封建社會里,由于統治階級窮奢極欲,加之各種戰爭比較頻繁,致使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封建統治者往往采取各種手段進行搜刮,或通過加重賦稅來支撐局面。
      朝廷搜刮的對象遍及各行各業,典當行自然也在劫難逃。唐朝中期以來,自安史之亂后,中央大權旁落,藩鎮割據日盛,兵禍連年不斷。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唐德宗因慮河南、河北"用兵月費度支錢一百余萬",而府庫不支數月,于是下沼,"大索京畿默商",并美其名曰為"借"。規定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但由于受到商民抵制,政府雖動用嚴刑酷法,甚至逼死人命,造成"京師囂然如被盜賊搜刮"的慘況,也僅得到八十萬貫。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達到籌措軍費、充盈國庫的目的,政府便把罪惡之手伸向典當行等信用機構,遂有"少尹韋禎又取僦柜、質庫法拷索之,才及二百萬"。可見,盡管典當行的錢是被搶走的,然而其資金儲備卻是很豐厚的,它和柜坊中專門代人保管貴重財物的僦柜,在暴力剝奪之下,已成為封建國家維持財政的一個重要來源。
      典當行成為國家財源的另一個標志是交納當稅。封建國家的賦稅剝削非常嚴酷。除了作為正稅的夏稅、秋糧之外,歷朝歷代還有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不僅有中央政府的公開加派,而且還有地方官吏的暗中加派。明朝末年,內廷宦官多達10萬人,宮女9000人。其宗室的消費無限擴大,僅工部每年用于內廷的營建費便需銀200萬兩。最小的開銷,即宮女的胭脂費,每年用銀也高達40萬兩。為權轉頹勢、新辟稅源,天啟年間(1621-1627年),政府曾擬向典當行征稅。具體辦法是,按照典當行資本數額稅1/10,預計全國每年可收20萬兩。盡管此舉尚未實施,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典當行納稅問題卻已經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
      清朝入關執政后,國家迅即開征當鋪稅。據《大清會典》記載:"康熙三年題準,當鋪每年納銀五兩"。當時每年可征得11萬多兩,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政府財政不足。雍正六年(1728年)政府又規定,見民間開設典當,均須領取"當帖",即營業執照,并繳納"帖捐",同時照例按年繳納當稅。清朝末年,當稅改為預支繳納。光緒十四年(1888年),因河工需政府令各省每家典當行繳銀100兩,作為預完20年之稅;光緒二十年(1894年),復因海防等餉,每家典當行又須捐銀200兩。除此之外,當稅稅額亦開始陸續提高,且各地還有許多陳規陋習。
      民國初期,北洋政府也在當稅上打主意。1913-1925年,全國每年平均當稅預算為70萬元左右,其中山西、山東兩省,年繳數額約達三、四萬元。盡管當稅收入不多,但它畢竟已是政府一項不愿放棄的稅源。
4.典當行是調節經濟的輔助部門
      古代典當行是特殊形式的信用機構,故常受到統治階級的倚重。封建國家有時還把它作為調節社會經濟發展、推行某種經濟政策的輔助部門加以利用。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通貨緊縮,必然造成物價下跌;貨幣貶值,肯定導致物價騰升。縱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兩種情況往交替存在,且均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唐宋以來,貨幣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銳。一方面,由于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特別是唐行兩稅法、明行一條鞭法,導致貨幣流通量急待增加。而另一方面,由于鑄造官錢缺銅,加之民間藏錢和毀錢改制器物之風很盛,又使得流通中的貨幣數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甚至出現"錢荒"。如唐建中初年(780年),粟價斗值錢一百,而到元和五年(810年),則僅值二十錢,可謂暴跌,皆因通貨短缺所致。每逢此況,政府或采取措施強迫商人出錢易貨,以減少流通壅滯;或乞援于典當行,令其營運小額貨幣緩解乏錢局面。如清初鬧錢荒時,政府自乾隆九年(1744年)后,在鑄錢時加入少量黑錫,以防商人毀錢制物;同時,下令允許唐宋、元明各朝所鑄銅錢統統進入流通,但社會上錢仍不夠用。于是,政府便撥出一批銀兩,給當時北京城內外的六、七百家大小典當行充作資金,要它們千方百計收當,或兼營兌換業務,從而吸收民間手持銅錢送官局發賣,以便通過典當行所具有的能夠操縱錢價的力量,去穩定因錢荒造成的物價波動。
      封建國家不僅靠典當行來對付錢荒,而且也利用典當行來推行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官錢私鑄,是中國歷代幣制的主要問題,也是中國歷代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私鑄之弊,在于偽造者不用足銅、好銅,致使貨幣減重、變質。而劣錢一經流通,商民為保本贏利,往往賣少收多,因而造成物價上揚,導致通貨膨脹。對此,歷代統治者或制定嚴刑酷法打擊私鑄偽造,或整頓幣制流通以圖調節經濟。然而,統治者每遇戰亂不已、民窮財盡的非常時期,卻實行大錢制度,即官錢提高面值、減少含銅量,從而節省鑄錢原料和鑄錢費用。此舉乃與私鑄殊途同歸之法。如王莽曾鑄大錢,企圖挽救西漢末年財政虧細;明未曾鑄大錢,旨在籌集軍費用于鎮壓農民起義。無獨有偶。清咸豐年間也開始鑄造大錢。因鴉片戰爭耗去巨額戰費賠款,加之太平天國革命興起影響江南稅源卻增加軍費開支,致使國庫空虛,財政拮據,政府只得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咸豐三年,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相繼問世,一經流通,引起貨幣迅速貶值,市面物價飛漲。與此同時,政府還于當年發行官票和寶鈔,規定用于課稅及一切上繳之款。由于大錢、票鈔受到商民抵制,于是政府要求典當行負責協助推行。即利用典當行放款取息之機,采用強迫性的搭收搭付辦法,保證大錢和票鈔的流通。咸豐四年,戶部侍郎、即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惟一提到的中國人王茂蔭就上奏提出:"典鋪出入均格現鈔"。但是,典當行在經營過程中,往往只吃進制錢(官鑄標準貨幣),而拋出大錢或票鈔。據史料記載,直隸五團縣曾有典當行,對"當物者以大錢贖當時不收大錢",并勾結官府"反將用大錢之人責打,鎖押數月不放"。另外,盡管平民"所當之物反值數百文",典當行卻"與以當百,當五十大錢數枚"。如果要求付給制錢或搭配零錢,典當行不是"以僅有大錢并無零錢為辭",就是拒絕收當,"將原物擲還"。
三、歷代典當法律制度簡介
      中國是封建中央集權制度歷史很長的國家,表現在法制方面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重刑輕民",即刑法比較健全,民商法十分薄弱。因此,對于典當這種民事行為,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歷代幾乎都沒有專門法規加以調整,而只是由散見于其他法規中的零星條款予以提及。這種狀況直到民國時期才開始改變。
1.先秦至隋代的典當法規
      中國西周時代已出現借貸活動,但局限于實物借貸。春秋戰國時期則不僅有實物形式的粟貸,而且有貨幣形式的泉貸,特別是高利貸開始盛行。對此,各諸侯國的統治者為富國強兵、穩定社會,曾頒令抑制高利貸,為貧民免去借貸本息。《管子?輕重丁》篇載,齊恒公曾說?quot;……愿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然而,由于當時并未有典當活動,故國家法規僅針對高利貸。
漢代的高利貸活動更加發展,并且與商業資本合為一體。如《史記?貨殖列傳》所說:"……貫貸行賈遍郡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調控措施相繼出臺,法律規范趨于嚴格。《漢書?王莽傳》載:王莽統治時期推行政府放貸,"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于民,收息百月三(即月利率3%)"。
      北魏時期高利貸加劇社會兩極分化,迫使朝廷對高利貸加以禁絕,或采取強制性廢債措施。魏孝莊帝永安二年(529年)八月詔:"諸有公私債負,一錢以上巨萬以還,悉皆禁斷,不得征責。
      南北朝時期,隨著高利貸的繼續存在,寺院財重,典當興起,貨幣借貸出現了新的方式和途徑,故爾政府關于借貸的相關法規理所當然地包含著對典當行為及典當業的調整和約束。
2.唐至元代的典當法規
      唐代的典當業比較發達,政府對典當機構--質庫的經營活動也予以制約。據《唐會要》載,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年)曾規定:"負債出舉,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不得回利作本"即不許按復利計算。對于放款月利率,唐玄宗開元十六年(728年)下詔:"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厘革,自今以后,天下負舉,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朝廷還多次詔書屢禁自營官當,稱"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職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今日已后,并禁斷。仍委御史臺,察訪奏聞。"而據《唐令拾遺》所載,唐代對典當業還有更加詳盡的規定:"諸公私以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為理。每月收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收質者,非對物主,不得輒賣;若計利過本不贖者,聽告市司對賣,有剩,還之。如負債者逃,保人代償。"這里是說,以動產典當,交易自由,但月息上限為六分;典當期限再長,仍不得超過一本一利。同時,典當機構只有在利息超過本金時才可以向當地政府請求變賣質押物品受償,且變賣當物的溢價部分必須返還當戶。
      宋代的典當業進一步發展,典當法規的內容也得到豐富。如《宋刑統?雜律》指出:"每月取利不得過六分,積日雖多,不得過一倍"。否則,按《慶元條法事類?雜門》所稱:"即系違法取利,自不合理索。"此外,政府還立法鼓勵公營官當開展經營活動。如北宋王安石變法中的市易法規定,"市易務在太平坊,隸都提舉司。召人抵當借錢出息,乘時貿易,以通貨財。"
      與宋同時的金代,典當法規是大定十三年(1163年)出臺的,已如前述,堪稱是中國典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金代的這項法律,其內容十分豐富。關于當金,規定按當物估值七成折價,即所謂"許典七分",從而使官辦典當行有了統一的折當比例的客觀標準;關于利息,規定月利一分,即1%,從而比當時天下其他典當行"重者五七分,或以利為本"者要大為降低;關于當期,既規定比以往延長至二年,又允許展期一個月,從而比唐宋時期對當戶的苛求緩和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法律還專門提到當票的書寫內容,及當物滅失后須由典當行承擔賠償責任的問題,至于設專人管理典當行、每月向上申報實情、違法必究等規定亦頗有新意。
      這項法律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我國歷史上出現最早的關于典當的完備法律,一方面反映出金代統治者對本朝高利貸活動過于猖撅的一些限制,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有利于促進封建社會典當業的不斷發展和完善。
      進入元代后,典當法規仍以諸法混合的形式頒布、但局部專項條款所在多有。《元史》載,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曾行敕令:"民間貸款取息,雖逾期限止償一本息。"另《元史?刑法志》中規定:"諸典質不設正庫、不立信帖,違例取息者,禁之。"《大元通制》則規定:"諸以財物典質,……經三周年不贖,要出賣。或亡失者,收贖日于元典物錢上,別償兩倍,雖有利息,不在準折之限。"由此可見,元代官方對      典當雙方的制約和保護是十分明確的。典當行不得違例取息,當物毀損須賠償;當戶逾期不贖,將繳納相應利息,且在一定條件下由典當行對物進行變賣。
3.明清兩代的典當法規
      明清兩代是中國典當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相關的法律規范得到同步充實和不斷完善。
      對于典當利率,《明律》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以余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
      清初未入關時,政府從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出發,曾一度禁止和打擊典當業。如《滿文老檔?太祖》卷載,努爾哈赤進駐遼沈地區后,下令?quot;諸申、尼堪的當鋪全部停止。如果典當給銀,邪惡的人將偷盜他人衣服,典當銀錢逃走。"清代中后期,典當業重新得到支持和保護,但亦有一定限制。如政府依照明制,在《大清律例》中規定:"凡私放錢債,每月取利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若監臨官吏,于所部內舉放錢債,典當財物者,不必多取余利,有犯即杖八十。"
      典當行納稅,始于清初。清順治九年(1652年)稅例規定:"在外當鋪每年征稅銀五兩,其在京當鋪并各鋪,該順天府酌量鋪面而征收。"康熙三年(1664年)戶部規定:"當鋪每年征銀五兩,大興宛平大行店鋪同,十五年定京城行鋪稅例,上等每年五兩,余二兩五錢。"這里我們看到,惟獨京城典當行受到酌征或減稅的優惠待遇。
      典當行領取營業執照,始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據《十通?清朝通典》載:"雍正六年設典當行帖。"此處"行帖",即為執照,亦稱當帖、典帖。當帖制度規定:"凡民間開設典當,均須呈明地方官轉布政司請帖,按年納稅,奏銷報部;其因無力停歇者,繳帖免稅,當帖由各省布政司加蓋印章交與各州縣負責核發,一般均注明準許典當行合法經營的年限,定期更新換舊。凡不報官備案、私自設立典當行者,視為違法,故俗有"公當私押"之稱。
      關于當物失竊、毀損,清代亦有詳細法規。《大清律例?戶律》規定,當物被盜,損一賠一,"無論衣服米豆絲棉木器書畫,以及銀錢珠玉銅鐵鉛錫各貨,概照當本銀一兩,再賠一兩;如系被劫,一兩再賠五錢,均扣除失事日以前應得利息"。即少則賠償50%,多則賠償100%。但"如賠還之后,起獲原贓,即與典主領回變賣,不準原主再行取贖"。即典當行一方面雖負有賠償遺失當物之責任,而另一方面又享有變賣查獲贓物清償本息之權利。至于當物因火災水患等受損,《戶律》規定:"凡典商收當貨物,自行失火燒毀者,以值十當五,照原典價值計算,作為準數,鄰火延燒者,酌減十分之二,按月扣除利息,照數賠償,其米麥豆石、棉花等粗重之物,典當一年為滿者,統以貫三計算,照原價值給還十分之三;鄰火延燒者,減去原典價值二分,以減剩分之數,給還十分之三,均不扣除利息。"即一般當物出火險自行失火者加賠100%,贖當50元,給付100元;鄰火延燒者加100%,再減20%,贖當50元,給付100元。而粗重當物出火險,自行失火者加賠30%,贖當50元,給付65元;鄰火延燒者先減本金20%,再加賠30%,贖當50元,給付62元。
      關于滋事圖財、人為致禍如監守自盜、故意縱火等,清代則從刑法角度予以制裁。《戶律》規定:"如典商店伙人等圖盜貨物,或先有虧短,因而放火故燒者,即照放火故燒自己房屋,盜取財物,及兇徒圖財放火,故燒人屋各本律例從重問擬。
4.民國時期的典當法規
      民國初年至國民黨政府退出中國大陸這一時期,盡管中國的典當業不如明清兩代興旺,但典當法規卻是中國典當史上最為發達的。無論是在法規的性質、數量上,還是在法規的級別、層次、內容上,都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時代。
      首先是地方性典當法規的相繼出臺。民國初期,各省關于典當的專門法規紛紛亮相,涉及的內容方方面面,對中國各地典業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據統計,當時各省幾乎都有典當法規,有些省還不止一部,另外一些省會城市或中等城市也有自己的典當法規。其中較著名的典當專項法規有:1913年《江蘇省典當修正木榜規條》(共15條):1927年重新修正頒布為《當典營業新則》(擴充為18條)。另為1915年《陜西省征收當稅章程》、1915年《河南當稅章程》、1929年《安徽省押店營業規則》、1930年《北平市當商營業暫行規則》、1930年《修正上海市典當營業規則》、1931年《浙江省典當營業暫行規則》、1932年《天津市華界當商減息辦法》,等等。部分省市典當法規的主要內容詳見下表。
民國時期部分省市典當法規概況序號 名稱
(省市) 注冊資本金
(萬元) 典當息費 典當期限
(月數)
江蘇 5-15 年利率2% 12
上海 3-20 年利率2%棧租費月最高0.2% 18
浙江 1以上 年利率20%酌收管理手續費 18
安徽 1 年利率30%酌收存箱 12
湖北 3 年利率19.2%棧租保險費 6
湖南 無規定 年利率19.2% 6
云南 0.05 年利率36% 6
貴州 無規定 年利率30% 10-27
山西 0.05以上 年利率36% 6
北平 1以上 無規定 無規定

山東 無規定 年利率2% 12
陜西 無規定 年利率24% 20
熱河 1 年利率36% 10-12
天津 無規定 年利率24% 18

廣西 無規定 年利率36% 12
      表中顯示,民國時期15個省市關于典當業的立法規定內容大同小異。關于設立典當的資本金,少的僅為500元,多的要求在1萬元,最高為20萬元。關于典當利率,20%以上的占壓倒多數,即月息2分左右為大頭。關于典當期限,一般為6個月以上,長的在12個月至18個月,甚至還有長達27個月的。
      其次是全國性典當法規的頒布實施。在各省典當單行法規的基礎上,民國中央政府擬制過一部《內政部管理典當規則草案》,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以《典當業管理規則》的名稱公布施。
該規則將典當按性質劃分為"典當"和"押當"兩種。其中規定:
(1)典當監管機構:省會城市為民政廳,一般市為社會局,縣為縣政府。治安管理機構為公安警察部門。如第4條規定:"南京市為首都警察廳及所屬各局;省會為警務處或省會公安局;市為市公安局;縣為縣公安局。"第5條規定:"典當之設立及停業須呈經主管官署之許可。設立分號時亦同。公營典當由主管官署經營者不在此限。"
(2)典當金額:第31條規定:"公營典當貸付金額最高不得過50元。但有特殊情形不在此限。"而私營典當的當金數額法規末做限制。
(3)典當期限:第34條規定:"公營典當之滿當期限最短不得少于6個月。"即公當當期在半年以上,當戶有十分充裕的時間贖當。第45條規定:"私營典當之滿當期限最短不得少于10個月。"這里給私當當戶留出的贖當時間更長。
(4)典當利率:第32條規定:"公營典當之利率得依各地情形自行決定之。但最高不得超過月利1.5%。"第44條規定:"私營典當之利率最高不得超過月利2%。"由此可見,公當月1.5分,私當月息2分,私當月息略高。關于計算方式,第3條指出:"不滿1月之日數在16日以上看作1月計算。不滿1日者作半月計算。"
(5)死當處理:第35、37條分別對公當做出規定:"滿當應以投標方法拍賣之。""就滿當物品標賣后所得之金額扣除其金及應得利息并規定之手續費外,如有剩余部分應還給原當戶。" 而對于私當的死當物處理方式,法規未做限制。 新中國典當業
      眾所周知,典當業植根于舊社會,渾身上下的污泥濁水自然是不少。然而,它以小額短期質押貸款為主,居然在人類歷史上存在和發展了上千年的時間,這不能不成為一個十分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社會現象。
從中國來看,新中國建立不久,典當行在中國大陸便壽終正寢、蕩然無存。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實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形成,典當這個古老而又神秘的行業卻悄然復活,得以新生。這就告訴我們,典當業的存在和發展的確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典當業的性質、特點、功能和作用,完全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典當業是當前和今后都應當給予支持和促進的一個行業。
一、典當業的消亡
1.舊典當的延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的徹底結束。然而解放后,典當行并沒有馬上被鏟除。只是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逐步興起,這才使典當行的日子開始越來越不好過。1954年 11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召開了一次反高利貸座談會,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借貸方面的斗爭日益尖銳化,明確了在農村應以信用社的利率作為借貸利率的合法標準,從而對坐落在一般村鎮的典當行構成了一種新的限制。
2.短暫的典當空白
      1956年初,中國的私人典當業完全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在一些城市中,它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有關分支行領導下的專門辦理小額質押貸款的獨立經營機構--小額質押貸款處。至此,典當行才開始在中國大陸徹底絕跡。
      但此時的小貸處仍有典當行的影子,基本上沿用典當模式運作,故實際上是舊式典當業的一種轉型或改造,尚屬于舊式典當業向典當空白期的過渡形式。然而,由于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并不平衡,典當空白的出現亦有早晚。
二、典當業的復出
1.典當業復出概況
      斗轉星移,滄桑巨變。20世紀80年代末期,曾被定為剝削制度殘渣余孽的典當在中國大陸消亡30余年之后,竟又奇跡般地死灰復燃了。1987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家典當行--成都市華茂典當服務商行,率先恢復了古老的典當業。這個頭一帶,好比提起一道泄洪的閘門,興辦典當行的大潮迅即隨之而來,不久就遍及全國。其中浙江溫州跟風最緊。
1988年興辦典當的還有遼寧、山西、廣東、福建、海南、吉林、貴州等省。
      5月,沈陽市商業典當行掛牌亮相,成為東北地區最早成立的典當行之一。其服務宗旨是:"發展經濟,服務群眾,誠實守信,方便快捷。"其經營范圍包括服裝、家用電器和金銀飾品等。當時,由于北方地區社會上對典當認知和了解的人比較少,典當業務難于很快拓展,故其年度典當總額僅為l00多萬元。
7月,山西省運城地區稷山縣典當商行露面。這是一家由幾個農民合伙成立的典當行,它除從事典當外,還有違法超范圍經營的情節,后來在清理整頓非金融機構的過程中被停辦。
8月,廣州長壽典當行成立。它是廣州市改革開放后設立早的典當行,一開始就以發展經濟為目標,貫徹執行"忠誠信,方便群眾"的宗旨,日常服務對象的重點是公民個人,經范圍以黃金飾品、高檔手表、家用電器為主。由于廣州地區經比較發達,人們的思想意識比較開放,故利用典當方式融資的很多,致使該行每天從早到晚客流如云,員工忙得不亦樂乎,全天連續營業12個小時,節假日也不休息。
上海也在1988年重新興辦典當。那里的第一家典當行是上海恒源當鋪,該當鋪由上海市虹口區商業服務公司組建。他們得知成都等地出現典當行后,便很快設立了典當籌備組,一方面趕赴四川等地調研考察,設計方案;另一方面派出人馬奔走于所在區人大、工商局、公安局、銀行等有關主管部門。得到的回答,有贊成試點的,有心生疑慮的,更多的是問:"什么店不好開,卻要開當鋪?"有的干脆拒絕,明確表態不允許。然而畢竟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幾經周折和等待,1988年秋天,上海恒源當鋪終于開張營業了。
恒源當鋪的誕生,標志著典當業在中國最大城市的復出。它無疑對國內其他大中城市產生了更加重大和深遠的影響,為促進日后新中國典當業的強勁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2.典當業復出原因
      典當在中國絕跡30多年以后又梅開二度,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著極其深刻的經濟、政治、思想、社會乃至國際的原因。
      其一,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是典當恢復的根本原因
      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政策,這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十幾年來各方面成功經驗的系統總結。實際上,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興辦特區、發展私營工商業、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等一系列重要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市場經濟的步伐早已邁開。
      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有更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為之服務。對此,中國金融界開始尋找對策,醞釀改革,徹底打破金融領域長期以來,"只此一家,另無分店"的沉悶局面。1979年2月,中國農業銀行恢復;3月,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出來;10月,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成立;1981年12月,中國投資銀行誕生;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組建。
      然而,盡管金融機構重大改革、各類銀行破土而出,給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它對于私貸業務日益增大的廣大人民群眾來說,仍有許多不便之處。總之,國有銀行的的私貸業務遠遠不能適應市場經濟中非公有制經濟成份逐步擴大和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典當行作為能在一定程度上開展私貸業務的金融機構,就理所當然地具備了重新問世的客觀條件。
      其二,改革開改政策的實行是典當恢復的前提條件
      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典當行東山再起提供了良好機遇。但要抓住這一機遇,把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還依賴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實行。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升溫,中國金融領域的改革力度也在加強。
      中國金融界在實踐中開始認識到,除信用放款形式之外,擔保放款形式的重要性,并逐步加以提倡。而這種提倡,正是以專營質押放款為業的典當行得以復興的前提條件,它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步伐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加速行進,和金融體制改革在金融機構結構方面面對市場經濟大潮撲面而來所進行的有益探索。
      其三,思想政治觀念的轉變是典當恢復的重要原因
      典當行自50年代后期在中國大陸走向墳墓以后,幾十年來,人們對它的評價無一不是戴著有色眼鏡給予嚴厲指責,而且各種偏貝,根深蒂固,甚至直到90年代初期仍罵聲未絕。《辭海》(1979年版)在解釋"典當"辭條時稱其為:"舊中國以收衣物等動產作質押,向勞動人民進行放款的高利貸機構。……利率極高,剝削嚴重。"同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辭典》也說:典當行是"舊社會專門收取抵押品、放高利貸的店鋪。"1985年出版《經濟管理大辭典》指出,典當行是"舊中國以實物抵押為條件的一種高利貸。"1990年版《中國金融百科全書》認為,典當行是"重利盤剝貧民的信用機構"。而1991年出版的《簡明資本論辭典》則這樣描述:"向當鋪借款的多數是農民和城市貧民,當鋪對他們進行慘重的剝削。"以上論斷,并非來自中國全部權威出版社,但從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人們對典當行的認識是何等的固執和偏頗。明顯帶有片面性卻不求改正。
      究其根源,就在左的思想的長期影響,造成認識論上的形而上學。
      隨著思想解放程度的提高,人們對典當開始有了比較客觀公正的認識。1988年版《辭源》說,典當行是以"經常押物借錢的店鋪。"1990年出版的《物源百科辭書》指出:"從歷史的觀點上看,典當只是一種經營方式。"1992年版《中央銀行知識辭典》也說:"典當商行是經營小件動產抵押放款的信用機構。"這里我們看到,對典當的解釋已沒有了政治色彩,而是實事求是地予以評價。實踐告訴我們,若要在中國大陸上從事改革,推行市場經濟體制包括重新恢復典當業,必須有股闖勁,甘冒風險。不怕有點資味,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思想認識的徹底轉變。只有摘掉有色眼鏡,實事求是地看待一切事物,才能在各個領域,包括金融領域里邁出新的步伐。典當的復興,正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點,它是人們思想政治觀念徹底更新的產物。如北京出現的第一家典當行--金寶典當服務行,早在1992年5月就開始籌建,但因主管部門及有關市領導遲遲拿不定主義,就是批不下來。后經市最高負責人批示"先試辦一個",才得以從同年11月20日掛牌試營業。
      其四,歷史文化傳統的存在是典當恢復的社會基礎
      典當在中國源遠流長,一直存在了千余年,已如前述。它反映了典當業不僅是商品經濟領域里卓有成效的金融行業,而且也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過程中對典當行這種民辦金融機構的傳統接受程度。這種歷史文化傳統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是在借貸方面。中國過去是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小生產者長期滿足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信奉萬事不求人的思想。偶遇生活及少量的生產急需,也僅以取得小額貸款為主。在封建社會金融機構缺乏的情況下,只有經營質押放款業務、利息尚可接受的典當行,最適合他們的需要。除此之外,小生產者則被迫求助于民間直接信用即高利貸。近現代錢莊、票號、銀行相繼出現之后,小生產者的這種借貸傳統仍未有大的改變。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典當行的消亡,受小生產者歷史文化傳統深刻影響的廣大人民群眾,在往行社籌款不易的情況下,便把借貸方向主要轉到民間借貸這種惟一被其早已習慣的借貸形式上來。解放以來至今,民間借貸始終存在,且政府屢禁不止,最后只好不禁,就是證明。
      第二是在放貸方面。典當行是中國歷史上出現最早的金融機構,并且延續的時間最久。這種情況導致歷代造就和培養了相當一批經營典當業的專業人才,同時在許多省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經營典當業的歷史傳統。以山西省為例。山西人擅于經商,由來已久,著稱中外。尤其是在金融業方面,均營放貸的票號、帳局、典當號稱三大支柱。晉商開當,規模宏大,蔚為壯觀。清乾隆九年(1744年),全國典當行萬余家,山西一省就占4695家;光緒十三年(1887年)前后,北京以外的典當行有7000多家,山西一省則有1713家;清末民初,北京有典當行200家左右,而其中殷實大戶皆為晉商,各把持一二十家或二三十家典當行不等,至少約占京當數目的一半以上,人稱"山西屋子"。時有民謠云:"西商妙算果通神,典當重開用現銀;就便新爹能出世,三分一律不饒人。"如此開當傳統,對后世頗有影響。盡管建國后典當行已經銷聲匿跡幾十年,但畢竟有人對此輕車熟路、興趣濃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晉商開當之風再度興起。最早經營典當行的是山西運城地區、臨汾地區和晉東南地區的晉城縣,尤以運城地區為盛。
其五,國外典當潮流的影響是典當恢復的動力之一
      典當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金融行業,典當行作為世界各國普遍出現的金融機構,干百年來滄桑多變、盛衰交替。然而,在中國典當業處于人為消亡的年代里,盡管國外典當業也由于生產力發展、社會富裕程度提高、銀行業務繁榮等因素趨于低潮,但卻始終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十年來國外典當業又開始重新倔起,且漸有趨于興旺之勢。
國外典當潮流的再度涌動,有兩個十分明顯的特點。
      第一,典當行數量猛增,生意格外興隆。從歐美國家來看,本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典當行步入衰落谷底的階段。例如在英國,截至70年代,典當行的總數已不足50家,與當年倫敦一地就有240家典當行的盛況,絕不可同日而語;在美國,自戰后以來,典當行數目便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到80年代已陷入陰云密布之困境。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魔術般的變化,一些發達國家的典當業又開始走出低谷,出現復蘇,并再次進入黃金時代。1990年,英國典當協會的會員增加到200家,其中較大的一家典當行擁有29家分店,而到1992年底,會員已躍升到250家。美國近10年來,典當行總數增加了33%,而得克薩斯州一地的典當行則翻了一番,其中一家還在許多州設有分店,1991年經濟效益高達2億美元。目前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也有10多家典當行,這是前蘇聯時期少見的社會經濟現象。
      第二,經營范圍擴大,服務方式改進。在收取當物方面,幾乎一切動產都可以質押,而且物品已從過去的低檔為主轉為中、高檔居多。如墨西哥的典當行,除服裝以外,所有物品均可質押。再如臺灣,現今典型的當物是電視機、電冰箱、摩托車等耐用消費品,從而取代了過去的衣服、家具。而在英美等國,高級名貴轉車、稀世名畫佳作則是典當行里常見的質押物品。在日常服務方面,典當行表現得更加提倡靈活性和更加強調優質化。如美國,典當行十分注意改善與顧客的往來關系,通常實行電話預約、派人上門服務等方式處理業務。在德國,典當行則明知一些家庭主婦春當棉被厚衣,為的是把典當行當做保管處以備冬天再贖回穿用,但卻絕不因利小、麻煩而不為。另有一些國家,富人在外出度假前,往往將家中貴重細軟拿到典當行質押,待度假結束后再贖回,把典當行當作保險庫;有的商人則在物品淡季把商品質押,等到旺季來臨再贖回,把典當行當做周轉庫;對此,典當行也從不予以拒絕,一般采取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的原則,致使業務空前發展,聲譽甚至超過銀行。
      上述特點,無疑成為國外典當業由衰入盛、起死回生并最終蓬勃興旺的重要原因。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世界各國及地區的典當發展概況方面的信息也大量傳入,特別是典當在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各國經營、管理典當行的方式、方法,都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利用典當業有所稗益,應當受到中國金融界的重視,并予以研究借鑒。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說,國際上典當業潮流的強有力的影響,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典當從消亡到恢復的動力之一。它向我們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和思考的問題,諸如:在現代金融機構空前發展的條件下,興辦典當有什么必要?典當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基本作用是什么?怎樣處理好典當行與銀行等金融機構之間的關系?如何依法加強對典當的宏觀管理和調控?等等。很明顯,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只有在經營典當行、適度發展典當業的實踐過程中,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它從根本上取決于我們對典當的正確認識,并且需要我們積極地吸取國外興辦典當的有益經驗,同時不斷探索適合國情、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規律的好典當的正確做法。
三、新舊典當業的區別
      眾所周知,典當行自產生以來,在任何社會形態中都是金融機構。但是,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型典當行,卻與舊式典當行有所不同。換句話說,舊式典當行在社會主義社會獲得了徹底新生。新舊社會典當行的根本區別,主要有以量下幾個方面。
1.所有制不同
      舊式典當行無論是在封建社會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且無論民辦、官辦,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的產物,而新型典當行則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物。近年來中國出現的各類典當行,絕大部分是民辦性質的,但也有一些屬于官辦,即國有企業。其中前者為集體所有制,因其是所謂"國營店、集體照",即"是以股份制為財產組織方式,面向居民、個體工商業者、私營企業、集體企業招股的、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集體所有制性質的企業法人?quot;如北京當時僅有的二家典當行,一家是北京市金寶典當行,它是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下屬的第三產業;另一家是北京市阜昌典當行,系由北京市西城區物資回收公司所辦。而后者為全民所有制,如經上海市人民政府財貿辦公室批準組建的上海市貿易信托總公司下轄的8個直屬單位之一--上海典當行。由于中國現行法律明令禁止私人從事金融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第28條指出:"個人不得設立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不得經營金融業務。"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12條規定:"私營企業不得從事軍工、金融業的生產經營",故中國的所有合法民辦典當行通常均非私人開辦和經營,這是新型典當業的顯著特點之一。
2.經營目的不同
      所有制不同是新舊社會典當行最本質的區別,由此又決定了這兩類典當行經營目的的相異性。舊式典當行以剝削為宗旨,唯利是圖、不擇手段,趁人之危、敲詐勒索,成為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段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有效工具;而新型典當行以服務為宗旨,支持生產、方便群眾、解人之危、緩人之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運而生的金融機構。二者經營目的的不同,可以從兩個方面突出地表現出來。
      其一是貸款對象發生了變化。舊式典當行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高度貧困化為基礎建立的,貧富差別擴大,窮人逐漸增多,則典當行自然發達,成為窮人充當經常性當戶的帶有施舍性的金融機構。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從根本上消滅丁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盡管仍存在著貧富差別,甚至很大,但廣大勞動人民已經普遍解決了溫飽問題,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類似舊社會那種多數人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景況早已消失。因此,如今去典當行借貸的人,絕大部分都是穿著筆挺、頗為體面的生意人,正所、謂"昔日窮人來,今朝大款入"。典當行門前無窮人,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進步現象。
      其二是貸款用途發生了變化。舊式典當行放款,主要是為了救窮,廣大當戶因為貧窮而走投無路,便只得向典當行求救,從而企望謀到一點生活費用。而新型典當行卻與之恰好相反,它放款主要在于幫助解決當戶的生產經營資金不足問題。流行的說法叫做:救急不救窮、當急不當窮。例如在烏魯木齊中達典當商行,一次來了一位維吾爾族個體戶,進門就說:"老板,我做成了樁大生意,現在急需5000元現金,我情愿用4臺日立777型錄相機質押。"話畢,雙方驗貨、簽合同。很快成交以后,這位個體戶便高高興興地手持5000元現金,火速離開典當行。
3.經營范圍不同
      典當行的經營范圍主要反映在當物的種類方面。如前所述,舊式典當行收取的質押品主要是動產實物形態,即有形財產,一般以估衣、首飾、銅錫等為大宗,且新舊不論。它的經營范圍是由其經營的目的所決定的。通常,當物都是廣大勞動人民充當經常性當戶、僅為貸取生活費用而交當的日常物品。新型典當行則因其經營目的發生質的變化,故經營范圍空前擴大,與舊式典當行的經營范圍有著明顯的區別。
前些年的《北京金保典當服務行業務簡介》中規定:"本行接受作為押品的物品,主要包括:
(一)工商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閑置設備、積壓產品、過季商品、多余原材料、運輸工具等。
(二)城鄉居民金銀飾品、珠寶翠鉆、古玩字畫、有價證券、家用電器、照相器材、高檔裘皮、汽車、摩托車等貴重物品。
(三)其他可作為質押品的物品。"這里我們看到,其中有許多可作質押的物品如生產資料、工商企業的產品和商品、個人手中的中高檔耐用消費品等,或者是舊式典當行所未曾見過的,或者是舊式典當行所根本不收的。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允許當戶以有價證券充做當物,即不僅僅限于收取有形財產,而且兼收動產非實物形態的無形財產,則充分反映了新型典當行經營范圍的進一步擴大。同時,收當有價證券也符合國際慣例。如美國法律通常規定,當物既可以是一般實物,也可以是有價證券,包括公司股票、政府債券、投資債券、人壽保險單或其他類似票據等。英國法律也明確規定,名類票據甚至手稿都可充當質押品。
當前中國新型典當行收取質押物品種類的擴大和增多,還可從一些典當行日常大量貯存的當物方面反映出來,如在烏魯木齊最早開辦的華西典當拍賣公司,只見燈光明亮的營業廳里,鋁合金柜臺上擺放著照相機、電子琴、進口手表;倉庫內則有高級轎車、機械設備、各式電腦;這些當物如今都是最普遍、最常見的質押品,從而充分說明,在經營范圍上,新型典當行與舊式典當行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4.經營方式不同
      新舊典當行經營方式的區別,首先表現為當金不同。舊式典當行從剝削角度出發,往往壓低當金,即所謂折當比例常常在50%以下。新型典當行則普遍將當金數額定得較高,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護交當人的利益,真正滿足其生產經營或消費的需要。在這方面,當時中國有關部門曾做出詳細規定:"典當的拆當比例,一律按當品評估的價值計算,最低折貸金額不得低于現值60%,最高可達90%。"不難看出,此處規定的當金起點是相當高的,其幅度也是相當大的。據此,國內大多數典當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雖有所變通,但基本上符合國家高當金的指導性原則。
      其次,新舊典當行經營方式的區別還表現為利息的不同。這種不同并非利息高低多寡之差異,而是在利息結構,利息與當期的關系方面存在著差異。
      關于利息結構,舊式典當行只公開收取單一利息,通常不收附加費用且受法律禁止。如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蘇州昭文縣對于典當行除利息外加收棧租費予以查禁稱:"該縣鄉典苛索出棧,應請勒禁",并嚴厲宣布:"嗣后鄉民當贖米麥花豆,典當毋得利外苛索出棧錢文。商民屬遵定例,永遠遵守。倘敢陽奉陰違,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行通詳重究,決不寬假。"但這并不等于各地典當行私下不收,也不表明舊式典當行剝削不重。相比之下,新型典當行根據社會歷史條件、客觀經濟狀況的變化,公開提出收取廣義的當息--服務費。如北京的兩家典當行當年都一致規定,"按典當金額收取服務費(包括利息、稅金、管理費、保險費、棧租費等)",并聲明"服務費在支付當金時即行扣除。"利息結構的如此擴大,是中國現行法規所允許的,據當初有關部門規定:"典當利息標準可以只收利息,不收其他費用(如保管費、保險費、手續費等),也可既收利息,又可以收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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